利用俑的形象解析族群识别和族群关系问题，已见冯汉骥、汪宁生二位先生的代表性工作。其后的三十余年中，更多的陶俑、铜俑发掘面世，族群形象更为复杂，拟对所见族群形象及其分布地作一梳理。取材上仅限于两汉西南墓葬所见俑，并列不同墓葬形制以期对古代民族识别和族群关系作一梳理。同时，由于中江塔梁子崖墓所见陶俑、画像砖能够提供古代明确的局部民族识别资料，以相关报道为线索逐一论述。

由于滇文化所见铜俑极多，川渝地区发掘所见俑的分布，多出自室墓、崖墓，因时间多集中在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尽管数量不多，但亦可见明显“汉夷”格局。现先将各类服装文化差异分叙如下：

“V”领服饰，分布较为零星，尤以峡江地区分布格局最为明显，此种文化当是移民所造成的，大体上属于汉民族的文化。因此种文化南北格局不明显，而东西格局则是明显的，此种文化当反映出秦汉时期峡江地区自东向西的族群移动格局。“V”领服饰分布区域包括中江、郫县、泸县、奉节县桂井、万州大平、巫山胡家包、合川市南屏、壁山县棺山坡、忠县涂井等地，大体上在长江沿线以北区域。此类服饰以中江塔梁子崖墓M3宴饮图为代表，包括宴饮主人或客人、侍者，前者雍容华贵，后者则较简朴。此类人物形象多出自崖墓，特别是中江塔梁子崖墓M3有榜题，可以判定为汉族。贵州兴义地区亦发现有另一种类型的“V”领服饰，为内衣。

圆领服饰，分布在成都平原较多，峡江地区较为以泸州地区为数极多。圆领服饰，所见场景多为持物送行者、骑马者、持剑者、劳作俑、庖厨俑，同时有前椎髻、盘髻，椎髻、盘髻或为“夷”系，其它劳作者或为汉族平民。

右衽服饰，为分布最广的服饰，分布地区包括中江、新津、宜宾、赤水、万州、忠县、石柱县、重庆市区、丰都县、巫山、奉节、合川市、壁山县、彭山、云阳、涪陵、新都、三台、双流、武胜县、绵阳何家山、乐山市中区、什邡、西昌礼州、峨眉山、黔西县、大理下关、呈贡归化、水富县等地。右衽一般是汉族的服饰特征，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和峡江地区，此种格局可以看成是汉族进入西南地区的一个写照。

发式上，右衽服饰多见双髻、挽髻、高髻、结髻、戴帻等发式，女性尤以挽髻为多。角色上，右衽服饰者见文吏俑、宴饮客人、抚琴俑、听乐俑、疱厨俑、击鼓俑、武士俑、立俑、坐俑、跪坐俑、舞俑、劳作俑、持物俑、顶罐俑、负子俑等，应当是社会分布不同造成的。右衽服饰因南北格局和东西格局均较明显，可以认为与史料所记汉族进入西南地区的空间格局和方向大体上符合的。特别是“西南夷”地区所见右衽俑地区，均能与史料对应起来。由此亦可以认为，史料上所记载的汉族移民，不仅仅是其族的迁徙，也很可能包括其奴仆的迁徙。若如此，则史料所记汉族的迁徙规模，可能比可考的人数要多得多。

左衽服饰，为秦汉“西南夷”的典型特征之一。左衽服饰分布较少且零星，格局极不明显；同时，所见左衽俑从未单独出现过，均为诸俑中之一且在所见墓即使是同一墓中左衽俑的比例也极小。又因左衽俑均为侍者一类，可以断定左衽俑实是室墓、崖墓墓主的仆人一类，大体上属于零星流入汉族居住地区为仆的情形。不过，东汉有较多的画像砖，左衽现象比较突出，此种情形当是“西南夷”成为交响曲大姓的结果，但仍保留相当的“夷”身份，下文会详述之。

有一种当前称为“胡”人的俑，分布格局在峡江地区较为明显，但总体上是较为模糊的，分布较为分散。此类人物出于室墓、崖墓两类，其角色包括舞人、吹萧俑、戏俑，乐山见执斧形象仅一例，见于中江、三台、武胜山水岩崖、金沙、兴仁、赤水、重庆九龙坡、丰都汇南、丰都大湾、丰都三峡淹没区、云阳洪家包、万州大坪、万州礁芭、云阳马沱、涪陵太平村、合川市南屏、璧山棺山坡、忠县涂井、大理下关城北、乐山、重庆九龙坡等地。

交领短衣或长衣的人物，其角色有执箕俑、劳作俑两类，见于新都地区较多，彭山地区亦有分布，然总体上数量不多。交领短衣或长衣的人物三星堆祭祀二号坑二号坑小人像B型，在三星堆文化中为数不多，汉代俑中亦不多，二者或有渊源关系，尚需进一步考古资料证实。

以上所列，看不出秦汉时期的“汉夷”格局来，现在综合论之，秦汉川渝地区服饰文化可见如下“汉夷”格局：

首先，右衽的分布不仅广泛，而且在同墓中数量占绝对比重。这种情形，应当说明秦汉时期所见右衽较多的地区已有较多的汉族分布。而在这种格局中，有两点是可以断定的：

其一，所见俑与墓的规模相比要少得多，且各地都存在大墓、中墓、小墓的差别，后两者多不见随葬人物俑，故俑的分布只能作为汉族移民方向的判断，规模则是不详的；

其二，右衽俑不仅出现一些听乐、宴饮、讲学、游戏的场景特征，更多数量的右衽俑是侍者、劳作者，加上后文将论述到“西南夷”亦有很高的汉文化特征，可以断定秦汉汉族向西南地区的移民未与当地土著人发生较大规模的冲突，总体上当是和谐的。

由以上两点，秦汉汉族进入西南地区，尽管存在相当严重的阶级分化，但这种阶级分化当不是建立在民族歧视基础上的，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本身也进行着阶级分化，民族歧视所造成的大规模民族冲突即使有的话也应当是相当有限的。

其次，以右衽俑为参考，圆领俑与右衽俑均见的场合最多，次之为“V”领俑与右衽俑，再次之为“胡人”俑与右衽俑，复次之为“左衽”俑与右衽俑。同时，“V领”俑、“圆领子俑”、右衽俑之间和“胡人”俑之间的组合非常频繁。这些不同服饰俑之间的组合格局，当说明秦汉西南地区在所见右衽俑的地区当是较为常见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