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在重庆当“保皇派”和“炮打中央文革”回忆

(选录)

文革中我在重庆当“保皇派”和“炮打中央文革”作者：紫檀居士

　　前言 　　 　　重庆地处内地，文化大革命于公元年下半年开始席卷重庆，数十年来，经文革历史专家研究，在全国各省市中，包括北京、上海，至今没发现有哪个地方文革的激烈程度超过重庆。 　　到年7、8月份武斗时，派与反到底派〖砸派〗更是动用军舰、坦克，大炮、高射炮，机枪、步枪进行激烈内战。重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异常暴烈，本文回忆重庆文革初期作者经历的一些事件，曾在《巴山夜雨》中贴出过，这次是史料作了补充，史实予以考证，文字经重新整理，希望大家喜欢。

　　一．回忆重庆大学文革初期的一些事

　　重庆文革是从重庆大学开始闹向全市的，要了解初期的重庆文革，先回忆重庆大学文革初期的一些事件。文革初期重庆大学的情况很多在曾任《战报》编辑、毛泽东钦定的大毒草《大局已定，必胜》作者、现云南著名作家周孜仁先生回忆里都写了，这里，我把我看到的情况权作补充：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6月2日一早，重庆大学各系就由各党支部组织贴出大量批判非党员教授的大字报。紧接着，校内开始了向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开火，出现抓“右派”，“历史反革命”等游斗的打“死老虎”（已打倒了的反革命）场面。右派是指57年打成的学生右派，63年，对未毕业的右派学生允许他们回校复读，到年时有些还在校读书，没毕业。6月6日，星期一，在党团干部们的强烈要求下，开始停课闹革命。6月8日，星期三，重庆市委派来工作组，名义是协助党委搞文化大革命。开初的工作组级别较低，组长是重庆市四清工作总队队长。 　　工作组一进学校就反复暗示向党内干部写大字报。很快，学校中层一级党员干部揪出了好几个，如宣传部长邓时泽，校团委书记刘稚民，各系也揪出来了些，冶金系的总支书记贺学洪（罪名是离婚结婚次数多），甚至连苏联留学回来的学者胡新都挨了大字报。冶金系的胡新是党员知识分子，他在研究攀枝花的钒钛铁冶炼，当时攀枝花的钒钛铁矿渣和铁水分离技术还没过关。6月12日，胡新在冶金系学生宿舍五舍外看到写他的大字报，认为不实事求是，想撕，群众当场把他抓住，就闹成了个“胡新事件”。 　　工作组继续暗示深挖，北京大学揪出宋硕、陆平、彭珮云（就是现在人大那个彭珮云），南京大学揪出了校长匡亚明，于是，党团干部很多人跃跃欲试，追求当重庆大学的聂元梓，佘国华几个同学是在这种背景下跳出来写郑思群大字报的。郑思群年参加革命，日本留学生，省军级，行政七级干部，比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高一级，任白戈是文化人出身，上海左联的，和鲁迅对着干那派的。很明显，他们是受工作组的蛊惑，想当重庆大学的聂元梓，佘国华大字报的唯一理由是郑思群年到铜梁县去看望当兵训练的学生，带了一头猪，去腐蚀了学生纯洁的心灵。因学生当兵锻炼是学习艰苦奋斗，带猪肉去给他们吃是物质享受。当时很多群众（包括重大业余文工团和体育队那批学生）不便反工作组，说是宣传部长邓时泽及团委书记刘稚民“金蝉脱壳”，为保护自己而让佘国华等人写这张大字报以将祸水他引。 　　冶金系佘国华等人写郑思群大字报那天晚上，无线电系届徐光明也写出大字报“向郑思群黑老头开火！”他说“黑老头”，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但群众不太注意他，而重点注意佘国华，因佘国华同学是学生干部，预备党员。文工团和体育队围攻佘国华最起劲。佘国华年级比我高，但我与他同系同专业（钢压专业——轧钢），文革前我们就认识，对我们态度很好，我们对他印象也不错。佘国华写郑思群大字报，一般看法是佘国华想当聂元梓，所以，其他很多党、团干部并不帮佘，他们对文工团和体育队那邦人的基本看法是“水”，即吊儿郎当，散漫，见文工团和体育队那帮人跳得高，产生逆反心理，对佘国华也不落井下石。 　　围攻佘国华的人称他“佘伟人”，更可见大家晓得他是为了出名、当伟人才写郑思群的大字报的。现在我仍清楚地记得有一组漫画《佘伟人跳梁记》，把他的三角眼画得惟妙惟肖，在梁上跳着，大脚拇指又大又圆。为躲避围攻，佘班上团支部的人帮助他藏匿在偏居一隅的学校实验工厂轧钢车间里。 　　而对徐光明，群众也对他讽刺挖苦，认为他是疯子，给他开了一剂处方：狗阴二两、狗阳一只、墨蚊一钱、麻雀卵三个、蟋蟀一对要原配，阴干，碾末制丸，黄豆大，每服一粒，日服三次。 　　之所以麻雀配方，是因为年徐光明的班级去铜梁县驻军当兵锻炼时，徐光明提出要吃麻雀肉，炊事班长学雷锋，拿起弹弓赶到铜梁县城南门外豹子沟，满山遍野寻麻雀，为他炒了一盘麻雀肉。 　　火烧到徐光明身上来了，徐倒坦然，也不在乎群哄的人对他人身攻击，又写大字报呼吁大家：“停止打横炮！” 　　校园充满了幽默与欢乐。 　　年6月21日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来重大宣布郑思群停职，工作组升级，副市长余跃泽当组长，余跃泽大概年青时在小店当过学徒，所以说他懂经济，是经济专家，分管重庆金融、商业等的副市长。佘国华等人贴郑思群的大字报才三天，而且还没得到多数群众的认可，郑思群就被停职，可见西南局和重庆市委是有预谋的。工作组长余跃泽在学校则大张旗鼓地号召批判揭发郑思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在我们学生印象中郑的罪状有几条： 　　⑴．到铜梁去看望当兵锻炼的学生，带了一头猪，去腐蚀学生纯洁的心灵。 　　⑵．年6月12日从北京高教部开会回来，晚上身边工作人员陪他看了大字报，他说“弄得乱糟糟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 　　⑶．年高考结束，参加监考的马列主义教研组老师向郑思群汇报工作，说他们为考生赶跑考场外面吵闹的“知了”，郑思群很满意；当汇报到他们在考场上为考生读毛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时，郑思群大为不满，说：“你们这是脱了裤子放屁——多事！”工作组上纲上线，说郑思群攻击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是“放屁”！ 　　⑷．搞独立王国。郑思群是重庆市委委员，当重庆市委和高教部开会时间发生冲突时，他不参加重庆的会，而到北京参加高教部的会。 　　一段时间工作组控制了局势，师生们一天坐下来学习，揭发郑思群，写大字。可哪有那么多大字报写，只要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大家争着签名，往往一张大字报签名比内容多，有人为盥洗间写一张不要倒剩菜饭的告示，也有人去签了一长串名。 　　说到签名，我班上更有趣。文革前宣传阶级斗争，已经弄得人人自危，班上有位W同学，出身贫农，但土改时是以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划成分的，他父亲解放三年前是开钱庄的，正好三年前垮了，评为贫农成份。他这个贫农和祖宗十八代的贫下中农大不同，有剥削历史。他认为要影响他的前途，吓到了，天天写认识，划清与剥削家庭的界线。实际上他神经分裂了。文革开始了，他也到处去大字报上签名，同一件事，支持的大字报他签名，反对的他也签名。后来他参加了，成了光荣的“造反派”，他是四川崇庆人（现四川崇州），很会训人，对我们“保皇派”凶得很。可见“造反派”也不神秘，也不是有什么“路线斗争觉悟”。

　　二．“铁扫把”战斗小组

　　前面说到大字报签名成风。大字报也越来越难写，现在许多人以为写大字报都是不实事求是的，不是的，很多大字报还是很负责任的，大字报事实的真实水平不比现在的记者采访差到那里，工科学生更重视科学性，连形容词都少用。至于把事实在大字报上无限上纲上线，那是另一回事。写大字报要首先搞调查研究，收集资料，与记者写报道程序是一样的，但那时比现在记者更认真负责，也不讹诈钱财。为此，冶金系69届炼钢二班的熊代富等同学首先成立战斗小组，搞集团作战。他们成立的战斗小组叫“铁扫把”战斗小组。我是钢压（轧钢）专业的，全班30个学生，5个女生，25个男生，每间宿舍8个人，多出一个人，于是就把我插入到熊代富班上宿舍，他们自然邀请我参加“铁扫把”，于是我也参加了他们的“铁扫把”战斗小组。“铁扫把”简直就是一个编辑部，有采访的，有誊写的，有编辑的。很快“铁扫把”显示出威力，名气大震。 　　熊代富是“铁扫把”的领头，他是冶金系的学生（不是网上的无线电系学生，学制也不是四年，而是五年，69届推迟一年分配，在校有六年），重庆人，工人出身，文革前是班里团支部委员，大概是负责宣传的。在周孜仁先生笔下：“熊代富系冶金系69届学生，性格素多稳健，为人为事周到慎密。”我赞成他的说法。文革前我就对熊代富印象深刻，记得年9月12日《陈毅答中外记者问》后，我看了新闻记录片，陈毅双手举着拳头大喊：我们不怕打破坛坛罐罐，我等帝修反打进来，头发都等白了，来吧！一天，我和熊代富两人到重庆大学沿江马路、风雨操场一带去走起耍。我说要打仗了。他告诉我，不会打的，这是宣传，提劲的。说明他政治上比我成熟。 　　在谈到重庆文革人物中，周家喻、黄亷、邓长春晓得的多，可熊代富先生晓得的少。其实，他是重庆文革的重要人物，是革联会的代表人物，重庆人当时谁不知道“熊革联”？ 　　熊代富是重大战斗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官至重庆市革联会副主任，革委会副主任。的No：1表面上是周家喻，在周孜仁先生笔下：“与总团其他勤务员相比，周家喻算不得老谋深算，而最多是个煽动家。读书时，他在业余体育队当羽毛球员，伶牙俐齿，多言善辩，精力极其充沛，满是‘坏小子’的乐观、机敏、敢作敢为和恶作剧，在一哄而起的群众性动荡中，他这种性格很容易被人接受从而成为领袖。事实是，总团的很多具体组织工作确实并非他做的，他就会煽动。年秋，重庆大学准备成立校革委会，全民投票，他的票数竟然排到了第十位！谁叫砸派老要批周家喻的‘右倾’，摸周家喻的‘老虎屁股’呢？敌手的攻击成全了他。周家喻成了的象征。年春两派在北京参加中央学习班，讨论领导班子组成人员，的代表就公开宣称：周家喻就是个傻儿，我们也要选他进省革委当副主任。”也反映出周家喻的名声主要是被对立派骂出来的。六五事件前，的实际首领应是熊代富。六五事件熊代富被反到底在北碚施家梁俘获至残，淡出派性斗争，因此，重庆大武斗的历史上没有他的地位，在的排坐次上也把他靠后。也因祸得福吧。 　　熊这个人对人客气，在派性与义气间，更重义气，我和他文革前关系较好，文革中我和他后来不是一派，他就是当了大官了，见了我照样主动招呼。

　　三．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自杀

　　到8月2日，星期二，下午，各系工作组紧急召开师生大会。先传达政府文件：“8月1日起大米涨价，从每斤8分3厘涨到每斤8分7厘。”那时，物价上涨是要下文件的，大好形势就是“物价稳定！”听涨价文件、看《参考消息》，这是大学生享受的政治待遇；工作组照本宣科了涨价理由，话题一转，通报郑思群当日早上5点自杀死亡。学生们懵了，女同学“哇哇”哭了起来；工作组以为“左派”会喊“打倒郑思群！”可党员骨干此刻象死灵魂，寂静之后，会场一片嘈杂，秩序大乱。工作组怒吼：“郑思群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敌我矛盾，大家要站稳立场！”党员们这才想起帮工作组，维持秩序。 　　会一散，学生们拥到囚禁郑思群的小楼前，人山人海。校长办公室曹万华同志（重庆合川市滩子镇人，现已退休）发表演说：“在山东战场，日本鬼子大扫荡包围了我们机关，警卫连打光了，一个警卫受伤醒来发现他还有点气，把他背到老百姓家救过来。他脑袋内还留有一颗敌人的子弹没取出来，和他同级的战友在部队都是中将军衔，丁盛（54军前任军长，54军名列王牌军第二，林彪是这个军当兵出来的）见了他都要立正敬礼，称他老首长，逢年过节来探望他，惟独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说他对他们爱理不理，搞独立王国，想方设法搞他。工作组不给他报纸看，不准他听收音机，每天在他们的监视下由我给他送饭，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在楼外贴满了标语，什么‘黑帮’，‘火烧’和‘打倒’，从精神上折磨他，恐吓他。昨天晚饭，他只吃了一个蛋糕。他们趁文化大革命之机专门整中央驻地方干部。”曹万华同志边说边抹眼泪。群众专心致志听他讲，曹同志又得意洋洋，讲述老校长对他的看重，说老校长对他说，“你不可能一辈子在我身边。从我身边出去的人，至少应当个县委书记。我这不是跟你封官许愿，我是希望你不断有进步。” 　　曹万华还说，郑思群是军旅出身，正军级干部，应该拿元的军队工资，考虑到国家困难，他主动要求只拿元的地方工资；军旅出身的郑一直保持着军人作风，见到认识的人还是习惯性地敬个军礼，平时一身黄军装，戴顶黄军帽，屁股上两个补丁，膝盖上又是两个，只有在公务出门或是见外宾时才穿好衣服，冬天他有套蓝色呢大衣，夏天是我到友谊商店买的料子打了一套中山装。国家每月发给他香烟，两条中华一条牡丹，他只要一条中华一条牡丹；郑校长要求大家生活上平等，一次学校食堂分鱼，按干部行政级别分给一斤两斤三斤不等。食堂给老校长送去一条五斤的，他就问别人分得了多少，当得知他是最多的就坚决不要。 　　除曹万华煽情外，其他对郑思群有好感的工作人员、学生们也纷纷议论郑的优点，甚至三五成群在一块议论。比如我和冶金系届钢二班的谢XX同学等同学在一起，谢说，一次，他下课背个书包，边嘻戏边走，搂到树根，郑校长在后面一把扶住他。连一些小情节，同学们都回忆。全校学生们对工作组普遍怀着一股强烈仇恨情绪，没有发现保工作组的任何争论。 　　以后，陆续有很多同学跑到市委党校采访郑思群的夫人吴耕书。一天下午，我和炼钢二班谢XX（现在武汉）一道也去市委党校，吴耕书会见了我们，一块会见的还有好几个重大的学生。郑的儿子是苏联留学生，就是那次会见知道的。 　　死了人，工作组总是有些事，也暂时顾不上弹压。 　　

　　四．轰工作组

　　重庆大学学生比较孤高自傲，象他们校长一样，对地方干部有点那个，地方干部官再大，大不过校长，如果要在他们面前卖弄，常会遭到集体起哄的。在基层，外行领导内行，外行是要受嘲笑、戏弄的。工作组员中官虽有级别，但文化也不会高哪里，有些人是从土改队起来的。文革前的干部口才低的多，讲话常前言不搭后语。工作组这些市里的干部跟现在的干部差不多，自以为了不起，到处打官腔、作指示、指手画脚，吃干完了（重庆话，霸道的意思）。大学生对报纸社论等的理解力肯定超过一些工作组员，很看不起工作组那些人。重庆大学是工科，向来比较野，这些年轻人又是出风头的年龄，就把工作组干部当靶子，抓他们语言辫子。比如，当郑思群停职时，学生们问余跃泽，你想不想当重庆大学校长？他说，他是共产党员，一切服从党安排。意思是他不否定当校长。大家就风传余跃泽想当重庆大学校长。后来，学生们就紧追不舍，问余跃泽是不是想当重庆大学校长，余跃泽听到议论他整倒郑思群是想当重大校长风声，又说，他现在是管几百万人口的副市长，意思是他的权利比重大校长还大得多，不想当你这个毬校长了。 　　余跃泽副市长常被学生抓语言辫子，没办法，用“言多必失”来为自己辩解，于是，“言多必失”这句话在重庆大学曾广为流传，现在遇到文革时的老重大，还常用这句话来调侃。 　　周孜仁先生提到的对联： 　　左：曲率半径处处相等右：摩擦系数点点为零 　　横联：又圆又滑 　　就是嘲笑工作组接待站孟凡均的。孟这个人是个人才，嘴巴圆滑的不得了，重庆大学那么些大学生说不过他，抓不到他的辫子，无赖之下写下这副对联。大家可以分析这副对联，是说这个人圆滑得太厉害了，也间接赞扬了孟的口才。可惜孟这个人没听说升大官，后来我一辈子还没发现嘴巴超过孟这个人的官员，没发现有配得上这副对联的官员，孟真可惜，真可惜！有才能，没运气，只有象屈原那样跳江，哎！ 　　群众运动发动起来并不难，只要有人带头，中国的小民总是愿意起轰，赶热闹，特别是有推翻旧政权、打倒当权派、剥夺富人财产、废出贵人地位的口号，更是吸引人，永远吸引人！任何社会都有矛盾，无论何时都可以煽动小民揭杆而起。反对工作组不如说是戏耍工作组，根本不是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听都没听说过啥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把工作组当猴儿戏，作开心果。

　　五．我参加了事件

　　郑思群死了，工作组也宣布撤了，学生们就大张旗鼓批判工作组，为郑思群鸣不平，有的写了《工作组，你慢些走》歌，配的是《马儿呀，你慢些走》那个调。这里要说明，从来没发现有师生出来保工作组的，包括后来参加赤卫军的人绝大部分也瞧不起工作组的水平，最多有极个别善良的人用“工农干部”来谅解他们。向学生派工作组是永远不受欢迎的，他门才不管是资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呢。历史和实践证明，重庆市委向重庆大学派的工作组是西南局李井泉和重庆市委任白戈排除异己郑思群校长的打手，郑思群校长的遇害与红卫兵无关。以后的工宣队、军宣队实际上也是工作组，重庆大学学生也照反不误，只是没报道，比如，现在我们同学之间遇到了，谈起在攀枝花受铁十师管制，还对来管学生的铁十师的军人咬牙切齿；年春，十三军带领重庆大学最后两届学生经过昆明，多人大闹昆明市，比较事件壮观得多，也只是没报道。北京清华大学蒯大富反工作组是英雄，后来不是毛派的工宣队、军宣队进去他也大打出手吗？是大英雄呢，打死5人、打伤了人，毛还送芒果慰问工人呢！ 　　话说回来，开始一段时间，轰工作组起劲，十几天下来，也厌倦了。要寻找新题目，听师专“排炮战斗队”和“轻骑战斗队”来说他们学校是文革筹专政，重庆大学师生恨不得两肋插刀，呼吁声援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师专，现在的重庆师范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铺在重庆大学三舍门前的路上征集签名，大字报后的空白处签满了，又接一张纸继续签，完了，又继续铺纸，签名的人太多，纸张从三舍门口铺去，一直到民主湖还在继续延伸，足有百米以上。重大业余文工团和体育队与一些知名战斗小组的发起人贴出海报：“愿参加声援师专的革命师生，年8月15日，星期一，早上八点半在新操场集合前往。” 　　重大到师专相隔不过几里路，要不是喧闹的沙坪坝街道隔离，那还真是鸡犬相闻。8月15日早上来集合的有三千多人，师专附中、重庆市六中又来了近千人，共余人，人数之多出乎意料。两队纠察维持秩序，摩托车开道，队伍整齐威风，秩序井然，一路秋毫无犯。师专“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壮着胆聚集在校门口迎接，师专文革筹见重庆大学冲来这么多人，忙把大门关了起来，不准进。但很快尤如电影中十月革命工人武装冲进冬宫，几千人蜂拥而进。 　　群众在师专运动场排好队，准备开会。师专文革筹的人围在操场四周起哄，冲会场，师专文革筹还叫些工人来助威。重庆大学是工科，学生野蛮，纠察队员更是人高马大，师专的文弱书生哪能与重大学生论力！被挡在广场周围辩论。重大在学校广播站服务的学生张德昂等一早就去师专广场安装高音喇叭，扩音机，电线等广播器材（头天体育队有人来给他们联系）。连汽油发电机也抬去了，各种专业的学生七手八脚，很快装好设备。 　　为了大会成功，也邀请师专文革筹代表上台。文革筹代表不顾议程，上台呼喊：“重大的同学们，你们受蒙蔽了，有坏人在挑动，你们别上当，快回去，坐下来，学习十六条，宣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那时刚下了十六条）。要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台下一片狂喊：“狗坐箢篼不识抬举，轰下去！” 　　会场乱了。在一片嘈杂声中宣读了重大声援师专革命师生的信，师专反工作组的代表致欢迎词。双方枪喇叭，话筒。“哇啦哇啦”，听不清楚。广场上一片叫骂、吵闹。后要师专文革筹表态：“今天的行动是不是革命行动？”当时造反的人任何行动都要官方表态是革命行动才放心。 　　对方毫不犹豫地说：“是暴徒闹事！”这下就更不得了了。 　　“秋老虎”呈威，中午骄阳似火，师专文革筹断水，操场上铺着煤渣，热浪闪烁，操场上象晒肉干子，纷纷跑到街上茶摊买老阴茶喝。 　　台面向广场左斜对面是坡坎，坡坎上面是教学大楼，靠广场边坡坎壁上修着几个防空洞。太阳暴晒，好多人热得都躲在防空洞里，我也到防空洞里躲了一阵。 　　师专文革筹和重大学生都向市委告急！市委和重大的学生已有过几次接触，怕惹不起。先想躲着不见，后又怕乌合之众行动没有规律，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事态扩大。为最大程度的孤立右派，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来到大会会场时已近黄昏，群众要他表态今天是不是革命行动？他转弯抹角，含含糊糊，逼得实在没办法，他最多退到说“不是反革命行动”。不是反革命行动也行，“签字”！他死也不愿落笔，他劝同学们回去，说如果是大家心中有气，可以对他撒等等，讲完之后，他就准备离开。参与大会群众对辛易之不得要领的讲话感受到非常不满，又见他准备走人，于是会场上就响起了“辛书记不能走”的呼声。当时辛易之已钻进了他的小汽车，这一下更激怒了在场的群众，于是在场的一些人便围住辛易之的车不让走，但是最后辛易之还是走了。天黑了，学生们被太阳晒了一天，也不耐烦了，撤回学校，没有在沙坪坝街上游行示威，很守纪律地经过沙坪坝大街的，也有的班唱着歌儿。当天早上，没有人喊我去师专，也没人通知我不去，我听宿舍外吹集合哨，也就随大流去了。当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才发现团支部书记，班长，团总支委员（现在成都）等都没有去，感到很奇怪，问道：“你们怎么没去呀？” 　　团总支委员先不回答，关心地问：“今天怎样？” 　　“唉呀，今天去了背时倒灶(倒霉)，霉起冬瓜灰，亏到唐家沱（长江重庆段的著名回水沱，捞死人的地方）。冲大门进去的，和师专的人吵，争抢喇叭。哎，广场台斜对面修着几个防空洞。太阳暴晒，好多人躲进防空洞凉快，我也躲在防空洞里。晌午阵[shǎo-wǔ-zhèn，中午]吃了两个馒头，又饥又渴。” 　　我的话被同班一个周姓同学听到了（这个同学现在河北石家庄），他扳着脸对我说：“你这是什么话？不是和师专文革筹一个腔调吗？你躲在防空洞里只能代表你自己，我们大家是在太阳下晒了一天。今天的行动到底好还是不好，不是你能说了算的，你认为不好你不要参加，但不要乱讲。” 　　我被周同学气得七窍生烟。团总支委员悄悄安慰我：“校文革筹叫不要参加，我们来不及通知你，你出身好，不要和他们混在一起。”我是进大学后班上批准接纳的第一个团员，班长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团支书、班长管不大住我，也不管我，团总支委员的话我还是听的。何况他这简单几句话也骚到我的痒痒。 　　

　　六．事件以后几天的日子

　　我参加事件晚上回来被同学气了以后，团总支委员一拉我，我就再不和参加事件那批同学在一起了。 　　事件后第二天，8月16日一早，几千人就步行到市里，向市委讨要“是革命行动”的封号，实际上是怕当右派，哪里是为啥子“革命路线”啊，当时听都没听说过文化大革命有“革命路线”这个词。我就没去市委了，我们这些跟着校文革筹反对事件的学生估计重庆市委决不会承认是革命行动的。 　　哪知，傍晚传来确切消息，市委承认“是革命行动”。我们这些反对事件的学生就不安逸（不满意）了，那时工作组说是撤消了，但余跃泽副市长这些大官还没离开重庆大学，驻地搬到第七教学大楼，我们这批人就纷纷跑到工作组驻地第七教学大楼，问：“既然事件是革命行动，那我们反对事件的就是反革命行动吗？”工作组回答：“政治不是你们做算术，不是1+1=2，是革命行动，你们反对也是革命行动嘛。”我们学工的只习惯于1+1=2，1+1≠2倒弄得我们莫名其妙，难道政治就是他妈骗人，1+1=3，1+1=8？ 　　晚上很晚了，进城讨市委表态的大队伍开回来了，疯狂得很，得意得很，一路喊着口号“是革命行动”，“好得很，就是好得很！”唱着“造反有理”语录歌，在重庆沙坪坝游行没游行不清楚，经过小龙坎正街、沙坪坝大街那么长的路，又喊口号又唱歌，本身就是游行。回重大时，在学校宿舍区绕着游行，扯着吼咙喊口号，使劲唱歌，我们已睡觉了，在床上也睡不着。虽工作组说“你们反对也是革命行动”，我们总觉得输了，赢了。听那口号，那歌，很有震慑力，我们在床上吓得发抖。 　　这里要补充一点，重庆大学徐光明先生很快发表声明，支持革命行动。但他嫌头头右倾，不愿与头头同流。 　　论造反派组织之规模，重大无疑是全国之冠。重大揭竿而起，一起势就有几千人，“重大战斗团”8月26日一开张就好几千人马登记，而首都三司、重庆西师当时都还不存在。上海的王洪文也更是不知道还在哪里睡大觉；直到年11月9日至12日才闹了场“小孩过家家游戏”式的“安亭事件”。三司的灵魂“清华井冈山红卫兵”，9月24日成立时候不过“十几人，七、八条枪”。等到“井冈山兵团”拼凑成立，已经时至岁末12月19日。这时候的重大早已名满天下，西南局、四川省委、重庆市委、保皇派早已被他们打得溃不成军。清华井冈山兵团成立前一天，12月18日，炙手可热的张春桥便在中南海约见蒯大富面授机宜，一周后，25日，清华大学有名的“12．25行动”便腾腾出笼。这个“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彻底捣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大宣传、大游行，大示威”，无非一个形式，无非几千人轻轻松松开进北京城溜哒一番，和上海“安亭事件”一样，不打架，不受罪、更不死人，其壮美、其惨烈、其可歌可泣，简直就无法和重庆的8．15事件、8．28惨案、9．3绝食徒步上京、12．4体育场万人武斗同日而语。 　　当然，重庆大学造反这么早，规模这么大，西南局的李井泉、重庆市的任白戈指使工作组迫害死重大校长郑思群也有催化剂的作用。 　　以后一段时间，全市就围绕“好得很”与“好得要死”(实反对)到处在辩论。“，扯头发”就发生在这段时间。 　　以后，文革筹给下面打气说，市委承认是革命行动是策略，是引蛇出洞。仍一天喊他们的“好得很！”把重庆大学新操场改名“广场”，即现在的“思群广场”，因是从那个广场集合出发去冲师专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哪儿听到说的半个“不”字，就象马蜂一样拥来了。 　　那时分派，那有什么政治觉悟，文革命前和现在也一样，人也一帮帮的，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般群众也不大和领导同心同德，那时大学生思想没有就业的后顾之忧，就怕当右派，戴上反革命帽子。这种状况可以用一个与学生相处一段时间的军代表话概括，他说：“捏到你们是死的，放了是活的。”总的来讲，学生胆子还是小的，只是爱起轰，疯狂，比现在还疯，重庆大学学生又特有大起轰的习惯，小说《红岩》里有重庆大学学生游行示威的记录，文革中大闹事，前几年重庆大学为放射源起轰游行，都不奇怪。另外，不要以为北京开初闹红卫兵是工人农民子弟呀，不是的，他们是些高干子弟，是高衙内，所以胆子才大，才敢打人、抓人、杀人，我们这些小民出身的人无论哪派，胆子都不大的，都怕无产阶级专政的。红卫兵的初衷是说他们是天然的左派，他们天然该传承天下江山，保他们贵族的万世基业，所以，当时的联动分子恶得不比现在的黑社会帮派体系差到哪里。 　　重大跟着文革筹的人少，跟的多，为啥跟的多？因为之前就基本形成了两个阵营。象黄蜂一样到处锥人，就是在重大里的文革筹派也怕他们，文革筹派主要是干部，党员，实验室工人，食堂工人等，人数少，我算了算，我班上30人，文革筹派（后来成了赤卫军）11人，有19人，全校差不多这个比例。文革筹派反，不敢说是暴徒，而写标语“好得要死！”也很滑稽。重庆人形容一个东西好，有说“好得要死”的，这儿的“要死”，是真巴难不得它死（“好得要死”的原意是“好到了极点”，被当成反话理解则是以“要死”当作诅咒）。8月下旬，传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文革派就拼命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抗喊“好得很！” 　　8月24日，成立了赤卫军，我自然是参加了赤卫军。赤卫军绝大部分人不反校长郑思群。而相反，保他保得很凶，但不上蹿下跳，较斯文。工作组余跃泽等迫害郑思群的内幕是郑身边的人揭露出来的，那些人不受重用，不晓得，而郑身边的人也全参加的是赤卫军。也很奇怪，郑思群自杀后哭诉工作组迫害郑的曹万华参加了赤卫军，曹万华同志负责郑的警卫、通讯、生活，郑停职后，他仍在郑身边，他在郑死后在松林坡向群众控诉郑校长遭受迫害，哭着说，郑死前一天晚上，他给他送的蛋糕，郑吃了个蛋糕。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没吃过蛋糕，只晓得蛋糕是好吃的粑粑，心里还想：郑把高级粑粑当饭吃了，吃得好呢；第一个跳出来贴郑思群大字报的佘国华也参加了赤卫军，只是没听说他在军内任职，佘国华后来先后官至四川乐山市长，四川省经委主任。顺便说，重庆直辖首任市长蒲海清先生也是赤卫军的。蒲海清和佘国华和我一个专业，年级比我高些，轧钢是强力出真理，重大轧钢专业出政客人才呢。在我们印象中他们都是很好的学生，不是因为他们后来当了大官说他们好，在没当大官前我们也一直提起他们。

　　七．，扯头发

　　西南局李井泉指示重庆市委表态事件是革命行动后，参加的学生受到鼓舞，加上当时北京南下的学生也开始多起来，重庆大学的学生胆子更大了，闹的更凶了。 　　根据有些人的回忆资料：8月28日，重大三十几个学生到江北贴造反的大标语、大字报，不外乎贴“好得很！”“炮轰重庆市委！”等，暑假江北区民办小学老师集中在下横街小学学习，重大的大字报《集中火力炮轰市委》被老师们以为是反动大字报，为表现“保卫党”的积极性，用“毛万岁”标语覆盖，双方辩论十六条，激烈的唇枪舌战，发生冲突。 　　当时的舆论说：教师们退到小学围墙内，校门被团团围住，重大揪住下横街小学易书记批斗，她是驼背，用门板给她正驼背；谢家沟小学老师张国才被打得脾破裂；三洞桥小学校长孙继珍扯落头发，打成脑震荡；医院季开阳院长组织抢救治疗。 　　又据年江北区政协《江北区文史资料》第十二辑上发表了有关八二八事件的回顾文章：经调查，所谓“正驼背”、“脾破裂”等都是当时为了政治需要而虚假编造的。 　　事件似乎成了一桩历史公案，恕我用当时资产阶级保皇派的观点分析一下： 　　1．事件离已经有十几天，在这十多天里，的主要活动就是宣传“好得很！”“炮轰重庆市委！”到8月28日时，见过世面很多了，外地串联的学生也大批来重庆壮胆了，重庆市委，甚至西南局也被他们打了个下马威，对几个不领世面的小学老师肯定嗤之以鼻。在推行自己观点的时候，谁敢说半个不字，就象马蜂一样锥来了，我也领教过。对几个公然跳出来说不的小学老师完全会让他们领教领教，对他们进行了群轰、围攻、批斗，不奇怪。 　　2．我相信无风不起浪，事件社会反应强烈，肯定事件的激烈超乎当时人们能接受的程度。据一些资料回忆：是江北区区委书记郑天明叫江北区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荣华调查“八、二八”事件的。陈荣华时年三十岁；解放初由于家中贫穷，小学四年级辍学；十四岁就到江北石门盘溪造纸厂工作，后当上厂里的团支部书记；文革前他己调到江北区政府任广播站站长；文革开始，任江北区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的文化程度很低，凭空杜撰臆造一大堆故事，太难为他了。 　　3．文革刚开始的形势是以辩论为主，除北京高干子弟为主的联动分子打人，特别是西纠（注）心狠手辣外，一般还不会明目张胆的动手打人。至于是不是有打成脾破裂、脑震荡之严重，查无实据。我也不相信有那么严重。但也并不能因为没有正驼背、脾破裂、脑震荡就否定事件的存在。 　　事件是一次突发式群轰事件，重庆对群轰情有独衷。事件不象事件是有组织的行动，并没有头面人物参加。其中有一个是采矿系的学生，叫杨XX，后来他在重大附属小学组织支持的小闯将，我在那里组织支持赤卫军的毛泽东思想小红卫兵，我们正好对着干，但我们没直接发生过冲突，倒相安无事。他也不过和我差不多，在群众组织中没任显赫职务。 　　反的称“惨案”；“，扯头发！”押韵，是自己否认事件，讽刺保皇派栽诬（诬蔑）他们“，扯头发！” 　　注：联动分子，即北京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是首创红卫兵，主要是高干子弟组成。西纠，即联动的西城区纠察队。毛泽东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上城楼的基本上都是这帮人。 　　

　　八．第一次去北京串联

　　赤卫军成立后，少部分人被市委组织去抄家，我没轮上去抄家。除了写大字报，看大字报外，也不知道一天在混些啥。8月下旬，逐渐有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当时我们不晓得啥子叫串联，以为是北京人有钱，花自己钱买车票来的。8月29日上午，有个同专业不同班的姓何的同学突然问我：“有一张去北京的20次火车票，今天下午就走，要不要？”何同学和我关系一般，我本来就喜欢当“自由战士”，有到北京的票，当然要，管他文革筹这边的人同不同意，实际上后来文革筹的人也没阻拦我。我们那时很多大学生没鞋穿，打光脚板（赤脚），何同学说：“北京人没看到过光脚板，小孩要追着看光脚丫子。”又借给我一双雨鞋。8月29日下午五点左右在重庆火车站集合，一行有十来个人，原来这车票是一个在火车站有熟人的学生搞来的第一批串联票，也就是说，重庆火车站是8月29日开始正式安排大串联票。我看到著名演员刘晓庆写的一段文字，她年8月31日就到北京见到毛了，她在成都，而且还是初中生，离出名还早呢，可串联得那么早。可见四川省委对重庆是不公平的，而且首先打倒重庆大学的校长，为啥不先在成都找个校长打倒？那时观点不同，在火车上我们同学之间还是很友好的，一行有，也有反的赤卫军，车上从未争论。车上一点不挤，听我们是免费上北京的票，车上旅客羡慕不已。过了郑州以后，车上串联的学生多了。要到北京了，见火车上一群北京的初中女生已出来串联回程了，有个女生长得特漂亮，虽看起只有十五、六岁，已很丰满，特洋气，很多男旅客对她“无话找话说，无事找事干”，逗着她玩，她象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车上背诗，唱歌。我们这些男大学生心里浮想联翩：“美！世界上哪个男人娶到她福透顶！”把她视为进化了的物种，自卑得不得了。 　　8月31日傍晚到北京，正好那天下午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革命群众，天安门刚疏散完群众。我被安排在东城一个居委会接待站。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看了几天大字报，签到返程火车票，9月6日经过西安，听说西安红卫兵在陕西省委门前“绝食静坐”。我这个人很喜欢看新奇，而且我隐隐觉得今后是难得看到的，我就下车参加围观。我住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学院接待很简单，学生宿舍哪里有空位就睡。那时没有身份证什么的，身上只有个学生证，一点没有现在防偷、防盗、防骗子的革命警惕性。宿舍里还遇到一个四川三台籍（现属绵阳）的冶院学生，老乡见了很亲热的。参加“绝食斗争”的人很多，省委外坐满了人，黑鸦鸦3～5万人。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学生也参加了绝食静坐，但食堂照常供应一日三餐，只是不集中开饭了，大家轮流吃，饭厅一天到晚都稀稀拉拉有人吃饭，吃了饭再去绝食静坐。据反对静坐的人揭露说，有的人带着馒头边上厕所边啃，这我倒没看见。又揭露西安交大食堂一天没少煮饭，据我亲眼观察到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情况，我相信其他学校也差不多，偷着吃饱了的。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傻瓜、老实人，真的几天粒米未进，饿得昏过去。到了9月7日晚，“绝食”结束，学生们疲惫的队伍慢慢散去，之所以疲惫，倒不是绝食饥饿，是静坐时间长，疲劳效应。街道两边的食店开着高音喇叭邀请学生们去吃饭，免费。学生们认为是讽刺挖苦他们的，不理睬。我想，我反正是外地的，进了一个面店，里面有一个本地学生，面店给我们一人一碗汤面，吃了真不要钱，只登记一下。几个月后，赤卫军垮台，曾来责问过我破坏西安绝食，扬言运动后期新帐老帐一起算。

　　九．创建小学红卫兵(略)

　　十．介绍几个重庆大学较小的群众组织

　　文革中成立群众组织很容易，不要批准，一个人也可成立一个司令部。重庆大学文革初期除、赤卫军（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两大组织外，还有“红岩公社”（二月镇反后红岩公社改重庆大学井冈山公社）。红岩公社有政治观点，是一窝蜂形成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有游戏成分。赤卫军是跟着文革筹一帮人形成的。红岩公社是正而八经造反的，人数不多，有几十个人，那几十个人活动能力惊人，人人能独立造反。他们的纲领和典型口号是：打倒赤卫军，支持的革命行动，反对头头的右倾机会主义。他们认为要求市委承认是革命行动就是右倾。反过来戏弄“红岩公社”社长徐光明先生，说他是戴季陶，“举起右手打到赤卫军，举起左手打到．”徐光明先生的造反思想超前，思想独特。说他“极左”，砸派头黄廉也说他“极左”，文化大革命就是极左，所以，文化大革命前进方向有些确实被他预见到了。最先一本正经反工作组的是他，而不是；他也几乎和佘国华同学同时反郑思群；最先一本正经反省市委的也是他，也不是。后来，徐光明社长参加了重庆市三结合，任常委，打砸抢杀等刑事犯罪他不干，文革后也没获罪。他是叙永人，届，分配到成都飞机厂，技术上还颇有建树。他的弟弟徐光华是冶金系的，弟弟的女朋友也是冶金系的。徐光明，徐光华、徐光明的女友钱XX，我都认识。武斗后，徐光明被抓住，强迫到松林坡烈士墓向一个个墓磕响头，象皮球一样按在地上一阵乱撞，撞得嘭嘭响，很是残酷的。现在网上可以查到他和夫人钱XX女士。 　　重大还有一个“重庆大学红卫兵”组织，也许重大校史上都没有记载，这个组织只有5个人，有男有女，这几个人脾气都很古怪。他们的口号是“毛支持我支持，毛热爱我热爱”。墙头草。没做实质性的事，其影响还不如我那帮小学生。他的司令员姓张，张功宇司令，上海崇明人，父亲是解放前地下党搞工运的，解放后曾任南京港务局局长。张司令在苏州工作数年，我们叫他“二冲{chòng}”，重庆话带有“天棒”的意思，也叫他“骚猫”。他是个洁僻，很有语言天赋，学什么话象什么话，还有一手娴熟的摄影技术。张司令曾在苏州追求一个漂亮苏州J姑娘失败，J姑娘祖母mm高，鞋要穿45码，姑娘本身有mm高，漂亮得“肉白骨”，就是白骨见了她都要长肉，幼时被全国铁路文工团看中，母舍不得她离开苏州。J姑娘现50几岁了，姿色不亚于香港演员赵雅芝，现还在苏州经商，要见不难。张司令前几年病死于杭州。 　　文革本身是很荒唐的运动。当时的环境，在所谓毛泽东思想普照下，客观上有种无形的政治压力，哪个活腻了，不要命了，敢拒绝参加文革运动，敢拒绝当红卫兵？文革初，没戴政治帽子而逍遥的人极个别，逍遥也不轻松，是要承担运动后期戴上某种政治帽子的风险的。保守组织垮台后逍遥的人开始多起来，但绝大多数已犯所谓“保皇派错误”。文革中，没有哪个组织能说是对的，判别很简单，越是执行“革命路线”，对社会、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越大，罪孽越深重。

　　十一．我见到了毛泽东

　　国庆节，重庆大学和赤卫军大队人马上北京，见到了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了重庆两派学生头头，陈伯达说：重庆有个，很能造反。实际是表扬肯定，对赤卫军是个打击，高兴得不得了，得意得不得了。这也是以后一直对陈伯达有好感的原因。这段时间，听说罗广斌支持，暂且不说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15兵团司令，重庆大学赤卫军就查他从白公馆如何出来的？在阶级斗争年代，说清楚是性命攸关的。他没说清。后来重庆大学也追究，他也没说清，他自杀了，就表明他永远说不清了。 　　有陈伯达支持，重庆大学也更狂妄了。周孜仁先生有段话：重大对于来自北京的“钦差”首都三司、及其在重庆的小兄弟西师之流，从来不放在眼里的。道理很简单，“重大战斗团”8月26日一开张人马就好几千（正式成立组织），你首都三司当时还在哪儿？三司的灵魂“清华井冈山红卫兵”9月24日成立时候不过和样板戏“沙家浜”上那个草包司令胡传魁一样，不过“十几人，七、八条枪”。等到“井冈山兵团”拼凑成立，已经时至岁末12月19日，这时候的重大早已名满天下，老奸巨滑的西南局、四川省委、重庆市委、保皇派早已被他们打得溃不成军。只是，从北京窜来的混小子们，首都的三司和上海工总司们所作所言不管混帐不混帐，背后都是中央有人指使、或者故意放出的试探气球，再或者算得最高层斗争的晴雨表。这从一个侧面看出，重庆文革群哄是上档次的。 　　这时我们赤卫军虽成天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但总是底气不足，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的调子和的调子总是一个腔。 　　也是国庆节以后，学校文革筹（它还是代表着学校办些行政性工作）贴出通知，凡没见过毛的大学生，赶快去北京见毛。那时规定，大学生都要见见毛。我虽很早去北京串联，但没见到毛。于是我把带小学六年级的工作移交给同专业一个赵姓同学，赶去北京。啊，路上和第一次完全两样，车上人重人，车箱货架上爬着人，厕所里挤满了人，倒好，相当安全，从没听说有小偷之类，文革还是乱中有序的，如有人敢撒野，马上被包围在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中。 　　这次到了北京，也不到那些大学去串联了，就等见毛，平时就诳公园。啊，北京红卫兵凶得不得了，在公园里到处装上高音喇叭，北京人很会骂人，比重庆人还会骂，北京人嘴里象含了个橄榄，卷着舌头说话，开口“黑狗崽子”，闭口“滚你妈的蛋”！ 　　10月18日，毛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我们革命群众坐在长安街马路两边等毛车开过来。要绝对保证毛的安全，别以为我们革命群众都是乌合之众，不是的！各红卫兵接待站负责，事前经过站队排练的，前后左右是什么人，要记好。就是说，你要监视四个人，又有四个人监视着你。毛的敞篷车队从路中间开过，经过我面前是12：05：53秒。离我们最近处也就三、四米远。实际见到的毛不是新闻报道的“神采奕奕”，头发已花白，脸色白里透黄，牙齿蜡黄。可见新闻报道的不诚实。毛经过我们眼前就那么两三秒钟，那一刹那就象见到圣光一样，人全被凝住了，傻了，大家把注意力集中看毛，林副也来不及看。等毛的车开过去至少50米开外了，大家才想起喊“毛万岁”！迫不及待，以后只一个劲的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被接见的人群全是一样，口号声总是在毛后面响起。我们看了后还在原地坐着不走，以为毛要回程。坐了好久，不见回来，才悻悻然跟随接待站的人离开。 　　

　　十二．“保皇派”和“麻子兵”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起到了一些打击作用。十月分，造反派开始了反攻。首先，中央文革出来批判血统论，陈伯达批判“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批判潭立夫血统论，当时很多联动分子的爹妈挨打倒了，联动分子已走向反动，出来保爹妈，凶恶地报复革命群众，中央文革不得不把联动分子打下去。批判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赤卫军的理论基础就没有了。 　　紧接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皇派”的名称在全国是统一称呼，名称来自《人民日报》在年6月5日就发表了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文革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是中央文革的凶恶打手，中央文革还派了些首都“三司红卫兵”下来当耳目，首都“三司红卫兵”象一条条狗，到处咬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十月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赤卫军就背上“保皇派”的臭名。到11月分了，周恩来装模作样的出来说，不要叫“保皇派”，叫“保守派”吧，半斤八两，叫“保皇派”和叫“保守派”还不是一回事？ 　　重庆的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工人纠察队等都属“保皇派”。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参加赤卫军除写毛万岁外，没写过一张保哪个走资派的大字报，大标语，我也没有看到赤卫军在保哪个？保李井泉、任白戈吗？不可能，在四川人民心中，这两个人比一般走资派还坏。保鲁大东、辛易之吗？也没有的事。我们保皇派是按照年“反右派”的概念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认为跳得高了要当右派，反对破坏社会秩序，认为到处轰闹不是人民群众认可的社会秩序；包括走资派也是按年的“反右派”模式来搞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林彪的的女儿林晓霖（林彪与前妻刘新民，又名张梅，所生）在哈军工参加的保皇组织八.八团，与毛十分亲近的一些服务员，如张玉凤，孟锦云等也参加的保皇派。几十年后成为党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的同志，当时也是当的保皇派。没想到阶级斗争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保皇派是糊里糊涂当上的。 　　所以，在初期，我门保皇派竭力反对是事实，也把赤卫军当首要敌人，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思想兵”、“麻子兵”。编成童谣：“保皇有功，麻饼两封；保皇有赏，麻饼二两；铁竿保皇，铺盖两床。” 　　硬说思想兵“吃麻饼”，我记得年当时我就想不通，我没吃过麻饼嘛，就提出过质疑，我还写了一篇传单，考证麻子兵的来历，叫小学生向全市散发。我考证结果是说：赤卫军在文革中不按毛革命路线办事，象赌徒一样，一次次下赌都输了，是有这个味道，赤卫军和斗的每一回合都输了。简单的赌具分麻面和光面。说赤卫军每次都猜“麻”，结果是“光”。当时没人反驳。后来，我又问任命我去附属小学当辅导员的团总支委员，问他吃过麻饼没有，他肯定的回答我：“吃过，说我也吃过，吃得更多。” 　　经他一提醒，我想起吃麻饼的情景来了，重庆大学科室干部（文革筹的人）支持红卫兵革命，给值夜班的同学准备了些麻饼当加班点心，和赤卫军都有得吃，审核人数和数量时，贪嘴，常多报冒领，审核的文革筹的人是赤卫军，当场揭穿他们虚报冒领，对此怀恨在心，说赤卫军扣下来自己吃了，多吃多占，嫌发给他们少了，其实人数多，当然他们吃得最多。这样一说，我是吃过，那麻饼确实是比较甜。 　　制造些谎言，搞些小动作打击赤卫军，这是政治斗争的方式，在云南著名作家周孜仁先生的回忆里有叙说。

　　十三．重庆大学夺权

　　原重大校部办公室的干部是赤卫军派占绝对多数，到年11月份，由于文化用品，纸张等全社会大量消耗，供应日趋紧张，比如大字报用纸，灰黑的再生纸都很难买。重大认为他们受到赤卫军的经济打压。 　　年11月19日上午10点，一群突击队人不知鬼不觉散布在校办公室周围，一个找掌管学校大印的曹万华同志盖章，曹同志是赤卫军的，就是前面说到的管郑思群校长的通讯、警卫、生活的干部。曹同志看来了这么多人，有些疑虑。可见来的很客气，又是打招呼，又是递烟，曹同志就没多说。公章盖好，正要放回抽屉，冷不防一把抢过校印。 　　曹同志身材魁梧，力大无比，学生抢了他校印，他象对日本鬼子一样猛扑过去企图夺回，一些大汉把他挡住，把校印抢到手就往后传，曹同志已不知在谁手上。一个大汉受了这帮学生的欺侮，气得睡在地下象小孩一样撒赖打滚，大叫：“反革命暴乱了！暴徒，救命呀！” 　　闻讯赶来一批赤卫军把校办公室围住，带来了更多的人又形成一个包围圈，赤卫军打架不是的对手，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吵架；很快便夺取了校长室、电话总机房、广播站，印刷厂等；一帮人又冲击赤卫军总部饶家院，重大校内原有几家地主庄园，饶家院是一个座东朝西的地主庄园四合院，北临团结广场，东北面紧靠校长办公室，背靠沿江马路，前临湖塘。翻过院墙，爬上房顶，把赤卫军房顶上、黄桷树上的高音喇叭抢了，线剪断了。赤卫军大队人马赶回饶家院总部，已逃了。 　　还在赤卫军饶家院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惟有保皇怕造反，更无扒手不投机”，并贴有一张“敦促赤卫军投降书”。 　　头头来到校办，看曹万华同志在地上打滚，说：“老实点，不要装腔作势！我们是全市最大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是执行毛革命路线的。革命发展到今天，学校还是保皇派掌权，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我们采取革命行动，接管校部。”并宣布：“从今以后一切权力归！我们可以在这里给你挂一个发工资的地方。如不愿意，你可以走，撒泼是不行的。” 　　重庆大学夺权的事比上海的毛泽东亲派张春桥去搞的“一月革命”早了近两个月。只是这事发生在重庆，毛泽东没派文革干将来，不出名。 　　

　　十五．炮打中央文革戚本禹(略)

　　十六．步行串联，与工人阶级结合

　　一方面赤卫军思想比较正统，二方面赤卫军受打压，没有任何后台支持，失去方向。在冲击下节节败退，士气低落，就抄些表示对毛愚忠的大字报，如说毛可以活岁，后又说可以活至少岁；也热衷于搞“红海洋”，就是到处红旗装点，用红漆涂革命标语、语录；特别是被周恩来等提倡的红卫兵“步行串联”和“与工人阶级结合”响应得很快，可以作为一种名正言顺的躲逃。11月、12月，赤卫军纷纷开始步行串联、到工厂劳动，我班上的赤卫军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步行串联，目标遵义，我班上的赤卫军加入了重庆直辖首任市长蒲海清先生那支步行串联队，所以，我班上好几个赤卫军与蒲海清先生很熟悉；我没参加步行串联，进了重钢，到了重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黄荣昌班组。重庆有两大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对我印象深刻，一个是供电局的刘超群，他在kV输电线上带电作业，文革前，我听过刘超群的报告；还有一个是重钢黄荣昌，他是木匠出身，大搞技术革新。我们一些大学老师是教我们技术的，但不懂真正的实际技术，给我们说黄荣昌在重钢搞铁牛，牛脚一抬就可以提起重物，牛一走四个脚不断举重。这次到重钢，亲眼见到了黄荣昌，他所在的班组有十来个工人，实际上是个小型机械设备维修组。顺便说，中国工业落后，那时重钢还在用庚子赔款打发我国的轧钢机轧船用钢板，一边轧一边撒竹丫枝。现在回过头来看，五、六十年代的一些著名技术革新是幼稚可笑的，比如“万能工具台”，它实际上是个刨床夹具，“群钻”一时也吼的了不得，至今没听“群钻”申请技术专利等，但他们想出了办法，给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作了贡献，领先一步，我们也应赞赏，不能用现在的认知来苛求他们。黄荣昌个子不高，较瘦，但也不是很瘦。对我印象深的是，很多人认为他是市里的名人，一定知道市里走资派的劣迹很多，叫他揭发。他在小组会说：“我实在不知道，如果知道，就是我妈的野男人也要揭发。”我们当时还不懂野男人比家男人好，一笑了之。 　　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中，世界上没有比胜利更使人振奋的美妙感受了。他们就很少有人象赤卫军那样搞躲逃式的步行串联和下工厂劳动。

　　十七．赤卫军垮台了

　　中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赤卫军招架不住的进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政委医学院刘桂兰、孟军叛变，成立赤卫军造反联络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辅导员是54军军长韦统泰和政治部主任梁大门。本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后台就是54军，但中央文革支持，54军态度转变，省市委走资派和54军都与亲热起来，暗中支持刘桂兰、孟军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反。我没见过刘桂兰，但见过孟军，是听孟军谈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反，她个儿较高，戴副眼镜，不漂亮，但具有高贵出身那种傲气，给我们谈话，好象是礼贤下士般。12月份，重庆大学也建立了赤卫军造反联络站，是动力系方老师（女）和马列主义教研室一个李老师在搞，记得李老师叫李一平，方老师腿不大好，常拄根手杖，那时他们有40来岁了。后来我炮打了戚本禹，方老师不欢迎我接近他们，我背后骂她“方翘脚”。重大的赤卫军造反联络站应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联络站是一回事。造反联络站建在第二教学大楼（石头房子）。 　　重庆大学的人看不大起重庆医学院的人。所以，医学院刘桂兰、孟军叛变，重庆大学赤卫军派表面并没惊慌。还在内部广为传扬说重庆团市委书记崔成礼骂刘桂兰、孟军“十个男人都日不烂这两个女人，我要号召全市的共青团员不娶她们”。我们当时听了，认为团市委书记骂人怎么也这么下流。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改成“我要号召全市的共青团员不嫁给你”在同学之间互相调侃。对赤卫军内部的造反，赤卫军部分人想保留组织，走改良路线，造走资派的反。听重大赤卫军军座梁经权说，他在北京也拜访过蒯大富这些造反的学生领袖。听他的口气，对蒯大富等还是很佩服的，是不是想与蒯大富挂钩不知道，但没听他愿屈服于重庆的．非要灭了赤卫军。 　　12．4后，步步紧逼赤卫军，街上大量贴出有人退出赤卫军，当然也大量贴出有人退出。虚虚实实，心理战。确有好多人参加了叛变赤卫军的“造反联络站”。当初批准参加赤卫军是作为一种荣誉，他们多是些顺从当权派的人，当权派地位稳定时，群众巴结他；一有风吹草动，对当权者众叛亲离，墙倒众人推；赤卫军内部加速分裂，崩溃，很多中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捣自己的校总部。我记得40中就是12月18日自己人造反捣掉的，捣掉前，有几个串联认识我的40中的学生还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虽炮打了戚本禹，没人来限制我的自由。） 　　乘胜对赤卫军从组织上发起强大的攻击，赤卫军很多基层组织瘫痪了，市红卫兵总部成了空架子。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把赤卫军和走资派捏在一起，走资派要顾自己，你别看西南局的李井泉在台上时象个人，我在重庆大学透过关他的窗口看见他鼻涕口水的，贼眉贼眼，象个熊，他居然在战争年代没当叛徒，难以置信。重庆那帮走资派，任白戈已是死老虎，鲁大东、辛易之那些人也自身难保，更是把赤卫军看成是瘟疫，54军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政治辅导员韦统泰军长要不是有军装保护，肯定也和我们差不多，他们虚喊赤卫军学《毛选》、学文件。 　　工人纠察队（或叫战斗军）支撑了几天，无力回天。许多中学信念坚定的赤卫军干部，看自己的组织垮了大哭；有些干部则带着骨干逃往重庆大学。重大赤卫军军座是机械系的梁经权，他这个人很有良心，把他们收容下来，重庆大学成了赤卫军的最后基地。梁经权是调干学生，后来被卷进一桩惊天大案，先是重大一学生钟德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整来整去，认定他对“文化大革命”极度不满，想要组织“谋杀毛”，在行刑逼供之下，说梁经权是“幕后指挥”。钟德坤当年即被执行死刑，故梁经权的“罪行”就成了无头公案。冤枉呀！ 　　 　　

　　上海“一月革命”了。年1月16日一泼壮汉，包围饶家院的赤卫军和在松林坡专家招待所的工人战斗军总部，挤开他们用床、沙发等物抵着的门，冲入房内，工人战斗军(工人纠察队)用人墙挡在楼梯口，壮汉们把他们一个个拖开，一窝蜂冲上楼，砸烂了一切桌椅，办公用具，抢走数十捆纸，计数十万张，油印机、油墨、喇叭、电子管、广播机若干，屋内所有值钱的东西洗窃一空，房屋查封。然后贴出通令：“凡赤卫军分子，三日内必须回班，向的基层组织报到！”全市赤卫军完全失去了组织依托，其愤怒和绝望无以言表。各单位通缉赤卫军（包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工纠、工人战斗军），抓捕关押批斗。一些脾气暴烈的大中学生赤卫军组织暴动，总部也挨几次冲砸，组织严厉的镇压，在校园里戒严。凡抓住外来赤卫军骨干，通知各单位革命造反派押回去严加管制。当时重大每个班都指定有专人监管赤卫军，赤卫军要规规矩矩写检查交待，安排一些劳动，或为誊写反击联络站派（西师那派）的大字报，有事要请假。象打败国民党一样对付赤卫军，赤卫军个个尝到失败的滋味，当俘虏的滋味。据说还有些不甘心的人逃到缅甸参加缅共游击队去了。一月二十日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李长春、重大赤卫军军座梁经权押起游街示众，并强迫劳动改造。我亲眼见到，在重庆大学冶金系宿舍5舍外，李长春劳动改造动作慢了点，给他一扁担。 　　由54军军长韦统泰亲自辅导出来的、其骨干是出身红五类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拥有百万之众的赤卫军、工人纠察队、工人战斗军，在毛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在与的斗争中，历时四个半月，垮台了！ 　　54军虽卖了赤卫军，但善待赤卫军，在紧接着的二月镇反中没抓一个赤卫军的负责人。象我炮打中央文革都没挨抓。还一再向打招呼注意政策。赤卫军的人本来就较规矩，许多是老老实的当的俘虏，但心里恨，真是对“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后来反到底力量强大，确实与砸派吸纳大量赤卫军有关，真正的开初起来造反的刁民除重庆大学外，全市是极少数。但也有招募赤卫军当打手的，典型案例是“西师春雷”，“西师春雷”是西师的保守派组织，被招募，整编，在武斗中比重大还残酷。 　　赤卫军垮台后，重大很多赤卫军党员或预备党员都被重大开除党籍，并用大字报公布出来。蒲海清是否被开除党籍记不清了。佘国华肯定开除了的。和我一起分来苏州的有夫妻两人都是预备党员，参加过赤卫军，在重大也全被开除出党了。几年下来他们自己也忘记曾是预备党员了，他们分配在苏州专区吴县，不久遇整党，通知他们填张表，说转正成正式党员了，他们激动得流泪了。 　　若干年后，有些重大赤卫军进入较高层政界，象后来的重庆直辖首任市长蒲海清先生，赤卫军垮台后没听说他再参加哪派；佘国华先生后来当过乐山市市长，四川省经委主任，也没听说佘国华先生在赤卫军垮台后他再参加哪派。有的人也相当能干，当他们正春风得意时，挨清理，打入政界冷宫，在周孜仁先生回忆中举了好几个被清理的例子，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学术上颇有建树。 　　为便于有些研究历史的先生理解，对重庆保皇派名称说明如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名称太长，不便于称呼。“思想兵”是攻击语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叫自己为“思想兵”。重庆大学工纠有些名气，但没有“赤卫军”名气大，而且是和赤卫军一派的。“工人战斗军”名气没喊出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赤卫军中的出身好的，“赤卫军”包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从不晓得重庆大学除饶家院外还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办公处，也就是说，重大赤卫军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都在饶家院，重大赤卫军军座是梁经权，重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是李长春兼任的，重大很多赤卫军只晓得重大是梁军座（梁经权）管。所以，我们常称呼自己为“赤卫军”。赤卫军标志是“胸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标志是“袖套”；也这样仿效的。 　　同样，为便于有些研究历史的先生考证，关于重庆事件那天在重庆师专的重大学生中午吃饭问题的回忆如下：有人说，事件那天在师专的重大学生中午有其他单位提供吃饭，不是的，没有单位施舍我们吃饭。馒头等是重大食堂送来的。因为，第一，我们当时吃得很坦然。几十年来压根儿没想过当时吃了别人馈赠的饭。既然提起此事，记得还是分系送来饭的，大家能很准确地拿到馒头，是重庆大学学生们认识自己食堂的炊事员。第二，当时凭粮票，几千人吃一顿饭的粮票、钱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多人的饭，不是一个小单位就能对付的，要多少炊事员，多少锅灶，厨具？第三，叫重庆大学食堂送中午饭，不相信哪个食堂敢与群轰的学生对着干？后也没听说造过食堂的反，虽后来食堂炊事员中反的多，但食堂还是不惹学生的。

(图/文源自网络，谢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