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编本来只是打算查一下传染病教授骆抗先的简历，没想到查出来一段历史。骆教授考上的是国民党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拿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的学位。由此牵出一段令人感叹的故事。

年7月，日寇发动了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危及南京。时任中央大学名誉校长的蒋介石，下令中大及所属院校迁往重庆。不久，南京沦陷，国民党南京政府亦仓惶迁都重庆。

同年8月至lo月，中大所属文、理、法、工、农、师范等学院已陆续迁完。但由于重庆缺乏医学教学基地，医学院院长戚寿南．等力排众议，争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乃将中大医学院和农学院中的畜牧兽医系迁至四川成都。

蔡翘、郑集临危受命，先期赴蓉与华西协合大学商洽，暂借该校校舍开学。获准后，医学院及牙医专科学校的全体师生员工，经武汉、重庆，于10月问辗转到达成都华西坝，在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开课。

华西协合大学是英、美、加拿大联合创办的有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其医学院设有医科和牙科，中大医学院正是为与之合作，“相依为伴”而来的。

这正是蔡翘一行赴蓉的使命所在。

蔡翘说，世态突变，风诡云谲，谁能料想中大医学院初步建成之日，正是日寇疯狂侵华之时，刚刚筹实验室和生理科，倾囊购置的设备、仪器、图书等，尤其是拉起了这么一以师资队伍，实属不易啊……他扼腕顿首，痛惜难当，一切还要从零开始。他对师生们说，能搬动的通通搬走，一颗钉头一支竹签也不能丢下！

这是一场国难当头、撕心裂肺的大迁徒……

这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再次被屈辱被踌躇被驱赶的命运的大漂泊……

郑集教授回忆说：

离开南京时，心情是极其悲愤而沉重的。那种感觉就像一个有家不能归的孩子，从今往后就要出外流浪了……启程那日，大家都眷恋不舍，一步一回首，声声啼知，挥泪告别金陵……

丁鸿才教授于年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说：

国难当头，赶在南京沦陷前，利用暑假将学校全部迁到所谓大后方的重庆和成都，这是第一个由外迁往四川的学校，事后看来是有远见的。没办法这就是饱尝什么叫“国耻“的滋味，被人家打着到处躲，到处逃。国内许多其他院校，多在战争扩大后或已逼近时才搬迁，常常遇到重重困难，难以完整地搬迁转移，不仅在设备上造成大量损失，人员也多受艰难困苦，甚至出现伤亡事故。我有一位中学好友在清华上学，就在乘船入川的途中，因遭受日军轰炸而遇……

蔡用舒教授回忆说：

国家遭受动难，人民流离失所，中大医学院奉西迁，那情景像个被遗弃的孩子……第一班同学在南京时为多人，到了成都仅余16人，第二班同学仅有10人。齐鲁大学的学生，迁徙途中也失散减少了，所以，征得华西协合大学同意，由“华西”、“中大”、“齐鲁”合医院。“同是天涯沦落人”，当三个学校的学生合在一个班次上课时，其“悲欢离合”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

国破山河碎，痛失“家”的悲怆，深深埋在背井离乡的学子们的记忆里。

为了求学，为了拯救这个“家”，再寻找回来这个“家”，他们上路了。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也不管遭遇多大艰难，他们颠簸流离，忍饥挨饿，举步维艰地向漂泊中的“命运之岛”靠近……

他们恸问苍穹：我何时才能回家?!

他们坚信：记住回家的路，就不怕迷失方向!

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师生走上街头迎接解放军入城部队，庆贺盼望已久的历史时刻的到来。

5月7日，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副主任宋任穷委派赵卓为驻中央大学军事代表，接管“中大”，实行军管。

8月8日，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医学院改名为南京大学医学院。任命蔡翘施医学院院长，医院院长，陈华为牙本医院院长，徐君伍为副院长……从此，医学院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新的坚实步伐向前迈进。

自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医学先后传人中国。20世纪初叶，中国的医学教育几乎全操于气外国人之手。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和私人虽然也开办了几家医学院校，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前，外国教会(天主教、基督教)和外国人办的医学院，仍占医学教育的“一统江山”。迄今中国的前辈西医学家，大都是从“协和”、“同济”、“湘雅”、“小河沿”等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医学院走出来的。一如旧时中国陆军早期的“黄埔”、“保定”、“昆明”之分。除同济是德国人创办的之外，剩下的多为“美、英、法”派别。比如“小河沿”为苏格兰传教土创办；“协和”的创办当然属美国人的事；而“湘雅”实为美国耶鲁大学在中国的一所分校(即现在的湖南医学院)。

在那个年代里，中国医学界的爱国有识人士，渴望中国人自己创办几所能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相媲美的医学院校，以打破医学教育为教会和外国人垄断的局面。

年5月，国立中央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在南京筹建医学院，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延请原协和医学院著名内科教授、医院内科主任的戚寿南为院长，并聘请知名学者蔡翘、郑集、易见龙、张查理、于光元等前来任教。

中央大学始建于清末，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后改名为东南大学，最后更名为中央大学，是全国大学中院系最完整的综合性大学，共有八个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商学院原设在上海，l年“一。二八”事件后，学校感到联系困难，遂将这两个学院独立，原属中央大学的医学院改为上海医学院。后来又觉得一个完整的大学，必须有医学院，．遂于是年夏决定在南京重建医学院。

同年9月，招收的第一届医本科学生共25人(学制6年)就正式开课了。

年6月，中央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又开办了牙医专科学校，校长由罗家伦亲自兼任，聘请黄子濂教授为主任。同年秋，招收了第一届牙医专科学生余名(学制4年)正式开课了。

年11月，牙医专科学校内又开设口腔卫生训练班，招收初中毕业生余名(学制l年半)正式开课了。

牙医专科学校的开办，从此结束了只有洋人在中国兴办学校培养牙医的历史。

年4月，中央大学医学院基础部在南京四牌楼建成。自当年7月至次年2月，陆续建成了生物化学研究室、结构学科解剖室、生理学科实验室及组织学科、胚胎学科和神经结构学科共用的实验室等。牙医专科学校亦医院，包括l9个实验室、诊疗室，供教学、开诊之用。是时，医学院已有专任教师10名，牙医专科学校有教师9名。

至此，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及牙医专科学校已初具规模。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医学院。

这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慰抚一个民族创痛心灵的精神寄托……

在中大医学院早期的创业史中，有几位做出贡献的教育家是特别值得我们怀念的——

罗家伦。他是“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家之一，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后调南京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在中央大学开办医学院是他向国民政府乃至蒋介石进谏陈情，据理力争的。同时向教育部争取，实现了在中央大学内创办国立牙医专科学校的计划，亲兼校长。利用国内最高学府的优越条件，特别是中央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教授和设备，为医学院开设人文、自然等课目。在专业方面，又聘请国内著名的专家教授来校任教。医学院虽系初创，而名师云集，师资雄厚，享誉国内，是他校所没有的。历史不会忘记，罗家伦实为我国由国家创办医学院及牙医教育的创始人。

戚寿南。他是著名的心脏内科专家，被任命中大医学院院长。创办医学院时，正式挂牌子的医学院办公室仅为三间平房，办公人员只有3人，即一位院长、一位秘书及一位附属口腔专科学校主任。这就是后来被诸多专家教授传赞的“三问平房起家，三人扛起医学院”的佳话。就任4个月便招生开课，然而当时医学院一无教员、二无教案、三无设备，他便将所有学员分配到大学内各学院上课。比如外文由文学院英文系负责，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由理学院教授分担。与此同时他便忙着筹建新教室，聘请有关医学教授前来授课。解放前夕，他又开办国立中央大学医医院，此“医院”的名称就是他定的。历史不会忘记，戚寿南在我国口腔医学教育的早期建设与开拓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蔡翘。他是世界知名的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大医学院建立初期的生理学课程由他担任。当他接到罗家伦、戚寿南的聘请后，放弃了在上海雷士德研究所每月块银元的高薪，毅然决然地来到南京，而中大医学院给他的待遇是每月块银元。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在上海是为外国人工作，来南京是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义不容辞!他为医学院的发展与壮大招揽人才，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心血。后来他曾代理医学院院长。南京解放后，他任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原第五军医大学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黄子濂。他是留学美国的牙医专家，l年受聘为牙医专科第一任主任，负责创建时期的教学计划制定与组织实施，又千方百计从美国聘请了郭乃全教授和磐国恩教授回国任教。他主持牙科大楼的设计与修建，从德国进口全套牙科设备，结束了木椅、脚机的时代，医院医院成为当时国内最新最大，以至有人誉为“远东第一”医院。历史不会忘记，黄子濂是我国由国家创办的第一所牙医高等学校的创建人。

陈华。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牙科，年应聘来校任教，主要负责筹建牙科门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设法添置设备，组织人员，用木制牙科椅和脚踏钻机，在中大、华西、医院开设牙科门诊部，供牙科学生实习。这是医学院建立的正式I临床教学基地。年他赴美进修牙科正畸学，回国后任中大医学院牙医院院长。他在为医学院的各项建设与发展，乃至后来为国家口腔医学和我军口腔医学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张查理。他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著名解剖学专家，英文名“查理张”。戚寿南在兴办医学院之初，他应聘担任解剖学课程。他讲课不仅条理清晰，而且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学生听了，十分起劲。但他要求很严，注重实践，考试的时候，不但要学生背诵各条肌肉、血管、神经的来龙去脉，而且将标竿插在尸体标本各个部位，要学生逐一辨认；．每次考试完毕，将学生成绩全部张榜公告。不及格就是不及格，毫不留情。解剖学是大课，解剖学不及格，肯定是留级。他的国文很好，并且酷爱文学，课下聊天总是引经据典，出口便是唐诗宋词佳句，但走上课堂讲课全部用英文，一·个中文字也不翻译，台上台下判若两人，常弄得学生如堕五里云中。故此学生叹谓：“下课张查理，上课查理张”。他就这样逼着学生“置于死地而后生”把解剖学学好，把真本领握牢学生手中。后来学生们十分珍惜而钦敬地领悟到：此公不只是逼你学好解剖，更是逼你学好做人。

还有秉志教授(动物分类学家，时任中央生物研究所所长)；还有郑集教授(生物化学专家，医院生化研究所所长)；

还有童第周教授(细胞学专家，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还有吴洁教授(心血管病专家，医院院长)；还有黄志维教授(神经内科专家，医院副院长)；还有董秉奇教授(外科专家，曾任第七军医大学校长)；

还有热带病学专家郭绍周、细菌学专家林飞卿、神经解剖学专家程玉麟、耳科专家胡茂廉、眼科专家陈跃真、妇产科专家荫毓璋、植物学家陈植、鱼类学家伍献文；以及后来享誉海内外，创造医学奇迹的姜泗长、陆裕朴、苏鸿熙、郭祖超等教授。他们中问有不少人被称为中大医学院兴办之初的“台柱子”，是开创中国医学事业的拓荒者和耕耘者。用蔡翘教授的话说：他们是学校的“母鸡”，有“母鸡”才能下“蛋”。

年秋考入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张学庸教授，亲身经历了日军轰炸重庆、轰炸成都那一幕幕惨烈悲切的场景，他在追忆“中央大学医学院学生生活片段”中写道：

“年5月3日和4日两天，日机连续大举轰炸重庆市区，我和同班同学们当时正在柏溪(医学院迁成都时，一年级学生都在、重庆柏溪分校上课，上二年级才到成都)。看到数千民众死伤，房屋烧毁后的惨相，悲愤的情绪重重地压在心头。重庆是山城，可以凿岩开石挖防空洞，空袭时还可躲到洞里去，而成都地居平原、，每当有空袭警报，师生们便随同市民一起跑到郊外，找块坟地或低凹的地方躲下，只有碰运气希望炸弹不要落在身边。那年秋季，日机更加疯狂地轰炸成都，一些炸弹落在东郊，把夏传芬、张治德两位同学炸死，陈定一等同学被炸伤。同学们把夏、张两人断裂的肢体缝好后，开了一个小型追悼会，在悲痛的气氛中向两位同学的遗体告别。最后，头部被炸伤，包扎着绷带的陈定一站出来说：难道我们中国人就甘心受日本人的欺压和残杀吗?难道我们不能把国家建设强盛，摆脱这种苦难的处境吗?短短两句话，道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张学庸教授说，面对同伴的遗体，他和同学们的心在颤栗：上下五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国啊，你的伟大在于古老?!你的悲哀也在于你的古老吗?!

面对外国列强野蛮入侵，一个残破的中国，一个扛着贫穷和烟枪的民族能战胜什么呢?

这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国耻。这是用血泪和屈辱浸泡的历史!张学庸教授说，也许是那惨烈的生死场面激发出人的强烈生命意识，同学们都抱定一息尚存、发奋苦学的决心。教室里放不下安静的书桌，就跑到野外读书上课。

为此，在华西坝成立了成都学生抗敌救亡宣传团，成立了空袭救护队，中大医学院张查理、陆振山教授担任队长，率领部分同学参加市区伤员救护工作。每当听到哪里有爆炸声，哪里有哭喊，他们就迅即奔向哪里……

那年月，兵燹战祸、天灾瘟疫一起向中国人头上砸来。

年春，中原发生严重灾荒，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他乡，不少人饿死路旁。掘墓啖尸、易子而食等惨绝人寰的消息传到华西坝。

从南阳盆地走出来的布衣学子张学庸，此时此刻他的心在呜咽，在啼血!他和几位河南籍的同学发起了一次赈灾募捐活动，他们首先捐献了自己身边的全部存钱，紧接着师生们积极响应，不到两天便募集了两千多元。同时学生会组织歌咏队，经过短期演练，举办了救灾义演，卖票所得近一万元，悉数捐赠赈灾，支援灾区民众。虽是杯水车薪，微乎其微，却也体现出医学院师生对人民疾苦的悲悯与抚慰。

年7月，成都地区爆发霍乱疫情，中医院(年8月成立)立即成立霍乱防治应急病房，内科、儿科的大部分医师、护士及药剂人员投入紧张的防治工作。与此同时，师生分兵数路赴简阳、内江、自贡、荣县、乐山等地农村抢救百姓性命……

抗战胜利后，中大医学院先于中大校本部和其他各院于l年4月中旬，开始分批分路向南京迁返。师生们或经重庆、武汉水路东下，或取道西北，经宝鸡、西安陆路迁回南京。

八年了，日本鬼子投降了!

沦落在外的学子们期盼了八年，煎熬了八年，苦学了八年……今天终于又回来了，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家!

然而，眼前的现实，使这些怀着和平建设富民强国良好愿望的莘莘学子们感到希望破灭了，对国民党政府由不满而失望，由失望而痛恨，由痛恨而奋起斗争。

年5月20日，以中央大学为主的l6个大专院校，在南京联合举行请愿，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国民党政府指使军警特务对游行学生施行残酷镇压，受伤学生30余人，被逮捕和失踪者40余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二0”血案。其影响很快扩大到平、津、沪、杭等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有力地冲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毛泽东给予“五·二0”运动以高度评价，称之为“伟大正义的学生运动”，是“反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在这场运动中，中大医学院许多学生都积极参加，并为反动军警打伤的学生进行医疗救护。

年底，中大医学院院长戚寿南被派往美国，担任中国驻世界卫生组织代表，由蔡翘代理院长。在此期间，戚寿南还争取了留美奖学金，先后派耳鼻喉科姜泗长及公共卫生科郭祖超赴美深造。此前已派汪良能赴美专攻整形及烧伤外科。不久，陈华教授由美进修回国，继任牙科、医院院长。

蔡翘在他的自述中写道：“中大医学院迁回南京，一切又要重砌炉灶。从零做起，这几乎像是我命运中注定的事情，我已习以为常。于是，我们又振作精神，在丁家桥重操旧业干起来……”

是啊，他们这一代人注定要承受太多的心灵痛苦，或许就是因此而变得伟大。

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南京解放在即。蒋介石宣布台，退居幕后操纵，李宗仁代理总统。国民党政府气数已尽，处二风雨飘摇之中，一面派代表赴北平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耳得喘息机会伺机反扑，并企图医院南迁广州、屋门或台湾。

这是中国命运的最后较量!这是民族前途的生死抉择!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中央大学广大师生拒绝执行迁校看

令，接过国民党“应变”口号为我所用，成立“应变会”保护等校，蔡翘担任中大二部应变委员会负责人。鉴于原中央大学校’长胃鸿经于元月21日凌晨卷款潜逃，学校成立了“校务维持委员会”蔡翘、郑集为该会委员(共ll人)，处理日常事务，组织护校反活动。

年4月1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l0余所大专院校卵生联合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巧和谈条件，实现真正的和平。国民党南京卫戌区司令张耀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指使军警、特务对游行学生大打出手，致使3名学生死亡，81名学生受重伤，人受轻伤，造成了又一次惨绝人寰雕“四·一”血案。

中大医学院的师生迅速组织救护队，医院的医护人员，对这次惨案中受伤的学生进行及时的抢救治疗。

毛泽东主席闻讯后，发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文章，对蘸京学生的革命行动加以肯定，对反动派的野蛮行径加以谴责。

中央大学为“四·一”血案死难的学生召开追悼大会，激发了广大师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国民党南京政府更加恼怒，南京卫戌司令部开列了“黑名单”，对进步教授、学生策划了一次大逮捕、大屠杀。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迅速转移了一大批知名专家教授和学生，避过了军警、特务的搜捕。同时，学校师生员工积极行动起来，成立护校大队，队员们手中没有武器，便手持棍棒，结伴巡逻，轮班站岗，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散兵特务入校骚扰和破坏，在坚忍的昼夜守护中迎接解放的到来……

4月20日，国民党当局拒绝在谈判协议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

4月21日凌晨，毛泽东、朱德下令，人民解放军在长江全线大举渡江。

4月22日晚，在沉寂的校园里，师生们屏住呼吸，聆听从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很快，大家都在激动地低声传递着一个滑息：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了!第三天清晨，经过激烈的巷战，解放军即进入南京城。学校的师生和市民们纷纷走上街头，迎接入城的人民子弟兵。

天亮了!

南京解放，中央大学暂时实行军管。

就在这当口，陆裕朴、苏鸿熙、蔡用舒、姜东明等相继接到国外邀请进修深造的电报，他们的出国护照在南京解放前夕已办好。不少人分析认为，中国已经解放了，怎么还可以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习呢?再说，你们办的是中华民国护照，现在还有效吗?

医学院院长蔡翘将此事向驻校军代表赵卓报告，商议如何决定。赵卓说：“此乃事关重大、非同寻常，须向上级首长呈报。”赵卓遂向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伯承汇报。

刘伯承当即指示：“到国外学习技术这有什么关系呢?全国解放后，我们要建设，需要大批人才，有机会可以去，但要早去早回。”

陆裕朴教授生前曾回忆说，当时他们这些要出国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会得到刘伯承将军的批准。大家不禁为共产党的这种信任和理解，感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这些人后来因朝鲜战争爆发，不能如期回国，后在日内瓦会议时，经周恩来总理据理力争，才先后一一回国。有几位到了上海，陆裕朴、蔡用舒等回到了西安四医大，苏鸿NN美籍夫人的关系，特绕道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而后回国，也到了四医大。

他们回来了。

他们坚守着当初的那分信任和理解，同时肩负着一种责任和使命回来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他们激动的心在默默背诵着依稀记得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芬的诗句，这诗句此时最能表达他们各自的心境：

我是你的，我的祖国!

都是你的，我的这心，这灵魂!假若我不爱你，我的祖国，

我能爱哪一个人?你虽贫弱，

我却不将你嫌弃。对于任何别国，我的心毫无寄托……

中央大学医学院自年创建至l年，走过了近l5个年头的艰难、曲折、战乱、漂泊的岁月，成为当时中国医学院校中最负盛名的医学学府。在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形成了治学严谨、勤奋刻苦的优良学风。一贯重视延聘人才，将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纯朴笃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师作为办好学校的根本。许多知名学者都先后在校执教，培养出许多享誉海内外的医学名师(校史记载：中央大学医学院创建l5年来，培养了9届医学生共名。其中医本科名，牙本科29名，牙专科59名，护士师资班l0名，高级医事检验科8名，司法检验专修科23名，研究生9名)。解放后的5年期间，共培养学员名，他们大都分布全国各地，在部队或地方不同的岗位上辛勤工作，许多人已成为医疗、教学或科学研究中的骨干力量和学科带头人，有的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

年12月，由中央大学医学院所改的南京大学医学院，联离南京大学，直接隶属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年1月，三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建制，改番号为华东军区军医学院!纠而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学院。

l年12月，根据中共军委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

解放初期我军拥有七个军医大学。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强正规化、现代化军医大学的建设，中央军委决定对军医大学进行整编。

年4月7日下达整编决定：原第四军医大学与原第五军医大学，合并办第四军医大学。总后勤部卫生部饶正锡部长、宫乃泉副部长先后来到西安和南京，分别进行整编动员，并组成了以曾育生为书记，薛峰、王星阳为副书记的合校党委会，领导合校工作。5月中旬，又组成了由两校的校、部、院(系)领导和部分专家、教授参加的合校委员会，在合校党委的领导下，商讨组织合校工作。下设办公室，负责合校的具体事宜，合校党委委员郝哲生(时任原四医大教务处副主任，合校后任训练部部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合校的口号是：团结合校，团结建校。

为顺利完成原第五军医大学由南京迁至西安的艰巨而繁杂的任务，消除原五医大人员迁往西安而产生的远离故土、人地生疏、生活不习惯等各种顾虑，合校党委派郝哲生一行专程去南京，协助原五医大办理合校搬迁工作。

郝哲生自年4月奉命调晋绥卫校任教至年11月调第三军医大学任副校长，在四医大工作了近30年。他是四医大发展历史的见证人之一。作为当年合校党委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他深知肩负的使命是何等的“艰巨、繁重而光荣”。

郝哲生说，合校前夕，似乎就有一种奇导的先兆——年清明过后，乍暖还寒，他受学校派遣，赴南京参加第五军医大学命名盛典。会上他代表四医大致贺词，题目是“长安来人话长安”，扼要介绍了古都长安的历史文物、名胜古迹、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等，像是顺便介绍四医大所在地西安的情况，实际上是借题发挥，目的在于动员五医大从超编教师中给四医大一些支援。没料想，第二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四医大、五医大合并，五医大迁西安。

是年，5月下旬，郝哲生就奉命到南京，协助五医大领导办理搬迁工作。在全校动员大会上，“长安来人话长安”的旧话重提时，听众窃窃私议，认为他去年在五医大命名会上致词时就已得到合校的消息。

他一再声明：当时军委尚未决定合校，我不可能未卜先知。

大家不禁齐呼：这真是奇异的先兆，四医大、五医大真算有特殊的缘分。

郝哲生这一来，就在南京住了天，第一次尝到了“三大火炉”之一的滋味。

在这天里，他参加了各种活动，但他紧紧地抓住一个中。任务——搬人。牢记毛主席“人是最宝贵的”教导，求贤若渴，视才如命，严格执行总部决定，除蔡翘校长和妇产科主任阴毓璋教授之外(他们另有任用)，所有五医大医教、科研、护理人员，都应全部随学校搬到西安。

“通过深入调查，认识到医教干部搬迁，科室主任是关键。科室主任既是学科领导者，又是学术带头人，把科室主任的工作做好了，就一应百诺，一通百通。为此，除召开科室主任会议、反复动员外，又分别找主任们单独谈心、交换意见。了解到有些同志本人愿意去西安，爱人或对象不愿去，于是就找他们的对象、家属谈话。发现有几位教师愿意去西安，但由于和科主任关系不融洽，思想上有顾虑，科主任不愿带他们，于是就找科主任交谈，从中调解做团结工作。有一位知名老教授，因在南京有房产，当地有单位想留他，不愿去西安。经向总后请示，总后首长指示：要按规定办，要多做工作。当我把总后首长指示转达给他时，他勃然大怒，当着我的面指责总后首长，我当即予以严肃的批评。以后经过耐心的劝导才同意去西安。经过争论、批评、谈心，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后来一起度过的岁月里，我们成了挚交好友……”

郝哲生深有感触地说，由于紧紧地抓住了“搬人”这个中一,任务和科室主任这个关键环节，至于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标。本、模型的搬运，没费大的力气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他说，在医院病历问题上与南京市卫生局发生了争执。市卫生局向总后告了状。

总后卫生部宫乃泉副部长在长途电话上对他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想说明情况，可三言两语又讲不清楚。

于是，他和五医大教务处主任宋少章教授一同去北京，向宫乃泉副部长反映实情。行前请蔡翘校长给宫乃泉打了电话，还写了封信。

这是搬迁中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医院保存了近20年病历，虽几经搬迁，却完整无损，这是临床各科总结经验，进行科研的宝贵资料，凝聚着诸多专家教授20年的心血。各科室主任、教授、医生们坚决要把病历带走。这种要求是合理的，正当的。于是，郝哲生和宋少章等人就同南京市卫生局磋商，没想到谈僵了。卫生局非但不同意，还向总后告了状。

郝哲生、宋少章火速赶到了北京。宫乃泉看了蔡翘的信，火气小多了。接着，二人简要地说明带走病历的理由：医院20年的病历，患者多半在成都，南京时期的住院患者也多半并非南京当地人；二是近20年的住院病历，是l艋床工作总结分析研究的宝贵资料。

再接着又如实反映各科室主任、教授的强烈要求。

宫乃泉听罢，说：“你们再和他们协商。他们若不同意，我去见他们市长、书记!”

二人又火速返回南京。

经过协商，住院病历全部带往西安，门诊病历全部留南京。就这样解决了矛盾，各方都较为满意。

郝哲生说，在南京紧张地工作了整整l00天，动了不少脑筋，花了不少力气，洒了不少汗水，了解了不少情况，学到了不少东西，克服了不少困难，结交了不少新朋友，经受了“火炉”的考验，较好地完成T搬迁任务。

9月上旬，五医大第一梯队人员与仪器设备全部由军用列车顺利运达西安，受到省市领导和全校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

其问，李炳之副校长也曾两次赴南京介绍情况和征求对教学大楼建设的意见，组织五医大的一批专家教授到西安参观，并列席合校委员会会议。他们在西安受到了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和西安市党政军领导的热烈欢迎和亲切关怀，受到了原第四军医大学的热情接待。他们了解了原第四军医大学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看到了四医大的校园和合校后的发展远景，受到极大的鼓舞，坚定了他们迁校的决心。

9月底，原第五军医大学的大部分人员和物资由南京迁到西安。由南京来西安的教师、员工、学员共名，医院暂留南京。l年12月，医院医院门诊大楼落成后，医院全体人员名及全部医疗设备、器材迁来西安，陈华、欧阳官、丁鸿才等l0余名专家、教员来到学校。

年8月，中央军委命令，合校后的第四军医大学校长由曾育生担任，刘庆珊任副政委(年改任政委)，李炳之、张禄增任副校长。lo月，总后勤部党委决定，学校成立临时党委。曾育生任书记，刘庆珊任副书记。

至此，合校工作基本完成。

凝聚产生力量，团结诞生兴旺。

合校后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加集中，师资队伍明显加强，学校迅速发展壮大。此时，学校有教授l4名，副教授23名，讲师55名，助教l50名。全校教师包括军医，总数达余名。相继建立起42个教学研究室，并按课程和专业性质分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及军事医学三大类。

合校后的第四军医大学，如同安上了两只车轮，并且加大了马力前进，那条闪耀灿烂曙光的弧形地平线便迎面飞驰而来!

合校后的第四军医大学的历史已证明，不论当时最高统帅机关出于怎样的战略构想和部署，也不管当时人们对合校产生怎样的想法或揣测，对从战争中孕育诞生的军医大学进行整编，并不意味着战争将离我们远去，也不是增加与减少的数学含义。它的使命和意义，在合校后的四医大校园里很快显现出来：这片沃土已播下一颗颗富有生命力的种子，正孕育生长着一个个令世界惊叹的奇迹!

1年5月，国防部长彭德怀来校视察。这是一个星期日的上午，他带了几名随从人员，事先并未打招呼，突然来到学校。他坐车在校园里缓缓浏览了一圈后，便在教学大楼门前停了下来。彭德怀走下车，只见他光着头，身穿蓝黑色的旧呢中山服，袖口已经磨破了，脚蹬黑布鞋，脚步铿锵地拾阶而上，向大楼里走去。

学校领导闻讯后，即刻赶来了。

时任校政治部主任的范溥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心情依然很激动：

大家事先谁都不知道彭老总要来，直到见面时有的人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前这位既朴朴素素又和蔼可亲的首长就是横刀立马，叱咤风云的彭大将军!他召集校领导和部分教授进行座谈，听取教授们对怎样办好军医大学的意见和建议，并关怀备至地了解专家、教授的生活状况，鼓励大家全心全意为国防医学事业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同时也再三告诫校领导要尊重、爱护知识分子，特别是要依靠知识分子办好学校，这一点很重要，关乎着学校的发展前景。

接着，彭德怀在谈起抗美援朝战争中军医救护队的巨大作用时说：这场战争的第二阶段，主要是阵地战。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敌炮轰击，地面上任何明显的目标都可能招来袭击和轰炸……天降大雪，零下30多度的严寒，我志愿军官兵只能风餐露宿、爬冰卧雪与敌军对峙，随时抗击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一次次疯狂的反扑与进攻，部队伤亡很大。我曾对毛主席说，这场战争打烂了，权当解放战争推迟了三年!以表明我志愿军誓与敌人作战到底的决心和力、量。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国内迅速组织医疗手术队伍开赴鸭绿江，救治志愿军伤病员。前线部队在战役动员时，指挥员告诉大家：不要怕负伤，祖国和人民派医疗队来了，送血液来了!这显然比国民党军队“光洋加大烟”的犒赏更能鼓励士气出战斗力。

彭德怀收住思绪，将目光投向大家，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和平了，谁都不愿意再打仗，但是我们不可淡忘战争。办好我们的军医大学，一旦战争又起，即刻就能派上去。在和平环境里，我们的医务人员要为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

临走时，彭德怀同校领导和教授一一握手告别。他没顾得在学校吃午饭，又风尘仆仆到西北某地视察去了……

彭德怀再次来西北视察时亲临四医大，是l年11月，全国“大跃进”的热潮正如火如荼。

他来了，依然是那副装束。校领导在教学大楼门前迎接他的到来。

听取了校党委的汇报后，接着参观教学大楼和学校炼钢小高炉，他眉头紧蹙，一言不发。当请他在礼堂向全校师生和工作人员讲话时，他用湖南乡音发话了：军医大学要贯彻中央“大跃进”精神，是要结合学校的实际，实事求是，努力实现教学、研究工作上的跃进，而不是盲目的一哄而上的大跃进……

他谆谆告诫校领导：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他讲炮击金门、马祖的军事斗争形势，勉励大家为国防事业尽职尽责，培养出更多的合格军医人才，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与重托。

当有人发问，护士能不能当医生时，他说：“你们的校长，便是长沙的一个护士，打开长沙后参加了红军。护士能当校长，为什么不能当医生?!”

校领导一再挽留彭老总在学校吃一顿饭，彭德怀欣然同意。于是，校领导决定请医院第五食堂用餐。

负责给养工作的毕振忠按领导的指示，在五食堂办了两桌饭菜，价值80余元，按当时物价看，就是比较好的饭菜了，餐具也换了新的。

但在就餐前一个多小时，校办秘书带着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来检查饭菜的准备情况。綦魁英看后说：“你们不能这样准备，这样丰盛的饭，彭总不但不吃，而且还要骂娘的!你们赶快撤了重新做，大家吃什么样的饭，彭总就吃什么样的饭。”

毕振忠根据綦魁英的意见，又赶快要厨师做了六个普通菜，一个汤，一般的主食，餐具都是粗碗粗筷。

校领导陪彭德怀来到食堂。他看了看餐桌上的饭菜，当即’批评说：“要注意节约，不要铺张浪费，讲排场!”

用完餐，彭德怀就去伙房看望炊事员，与炊事员一一握手，说：“你们辛苦啦!要千方百计把师生的伙食搞好，他们是在为国家为军队出成果出人才啊!”

彭德怀走后，校党委开会讨论他的讲话和指示精神。大家都很兴奋，纷纷发言：彭老总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使人感动，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些领导人，怎不令人感到幸福啊!

彭德怀走了，从此再也没有来过四医大。不久，便传来消息，他在庐山落难了……

年3月10日，叶剑英元帅来四医大视察，当参观到生物学教研室引种云南三七和四川豆蔻等中药获得成功时，欣然挥笔题词：“加强科学研究，为人类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谨以此文献给第五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的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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